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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香港基層“有工返都窮” 你的時薪夠買一杯咖啡嗎?
              編輯 李文慧 [第3523期 2022-07-25發表]
              疫情大環境之下,千行百業難逃其影響,香港最王牌的旅遊、餐飲、娛樂等服務業一度奄奄一息,許多打工仔在疫情下失業、凍薪或開工不足的情況下,收入受到嚴重影響。

              現在面對來勢洶洶疫情,也許更讓人害怕的是生活的困頓。

              之前小編有寫過一篇“平靚正”風靡香港的兩餸飯背後,分析過“兩餸飯現象”。

              現在香港兩菜飯大街小巷到處可見,價格也是一個比一個便宜,普遍價格在30港幣左右,甚至還有25港幣的。

              過於便宜的飯菜難免讓人擔心用料和食材不好,但疫情下捧紅的兩餸,意味著什麼,大家都能明白。

              若真的經濟好,誰也不會在乎這點吃飯錢,畢竟香港人是出名的“嘴刁”,雖然香港經濟數據有恢復向好,但實際上的民生狀況並非如此。

              報告顯示,香港去年貧窮人口升至165.3萬,這165萬貧困人口中有一半是“在職貧窮”。

              舉個例子,在高消費的蘇黎世及澳大利亞,一小時最低工資可買到三至四杯拿鐵咖啡,但換在香港,一個小時的勞動只能換取一杯咖啡,反映工資偏低,購買力弱。

              疫下基層市民收入不增反減,好一點的“有工返”,但“有工返都窮”,甚至有人話“正常社會的話,點解唔係辛勤工作八小時可以養家呢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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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貧富懸殊生活也懸殊

              香港採用“相對貧窮”概念制定貧窮線分析框架,將不同家庭人數的全港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一半釐定貧窮線。以一人家庭為例,去年貧窮線為每月收入少於4400元的,但五人家庭的貧窮線則為2萬元。

              住戶最低及最高入息差距由30年前的大約12倍,升至今年首季逾40倍,可見貧富差距在不斷拉大。

              香港每年本地生產總值(GDP)平均3%至5%增長,最好是人人賺夠錢可以交稅,但數據顯示大部分稅收,只由小部分有錢納稅人繳交。

              經濟發展傾斜,只有少撮人受惠,低技術工人不能受惠於“漏斗效應”的好處,這樣的收入模式並不健康。

              如果說個別人士失業只是短暫性的,那麼那些弱勢人士,沒有一技之長、只靠出賣勞力人士,如果基層崗位流失,這群競爭力普遍較弱的群體議價能力不足,未必能找到工作,將是在經濟低谷最受影響的一群。

              這個現像也不是沒有人說,有議員形容“一號香港”是金融界、地產業、商界精英,“二號香港”是向下流的中產或難以向上流的基層,彷彿存在兩個香港。

              一方面,每4.5個香港人便有一人收入處於中位數一半以下,公營醫療不敷使用,劏房戶超過十萬。

              而與此同時,香港斥資千萬置業的市民屢見不鮮,去年有多達232宗億元以上二手樓買賣,山頂一個豪宅車位更以千萬成交,創全球最貴紀錄。

              “貧者愈貧,富者愈富”看似簡單的八個字,背後的生活卻是有血有淚,不足為外人語。

              最新數據顯示,隨著社交距離的放寬,本港4月至6月的失業率回落至4.7%,但仍有17.8萬人無工開。

              但話說回來,香港總歸是一個非常尊重勞動的社會,在這裡你肯努力、肯付出,就會有機會。雖然貧富有一定的差距,但近年來這個溝壑是在不斷縮小的,中產階級群體有所壯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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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加強扶貧精準度
              集中解決底層市民困難

              社會不可能泯滅貧富差異,有錢人的世界和貧窮人的世界怎樣也會有分別,但可以收窄貧富鴻溝。

              基層的生活需要得到滿足,也可以獲得更多的尊嚴,而且社會更加可以是橄欖型。

              在一個橄欖型的社會,貧富兩頭的人數很少,中間的中產階層卻是龐大,大部份人能過著不錯的生活,基層且有充份的向上流動機會。

              港府有向社會提供大量金錢支援,派發消費券等,貧窮問題有所舒緩,但這些政策不能長期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社會矛盾。

              新政府至少可以在社會公平方面多下工夫,讓香港變成一座更加溫暖的城市。比如,“精準扶貧”就更符合香港實際需要,集中力量解決底層市民的困難,參考內地的“精準扶貧”做法,篩走不合資格者,並找出真正需要扶助人士,善用資源集中幫真正貧窮群組。

              香港要變成“橄欖型社會”,或許需要改變思維,不能只延續港英時期自由資本主義,在共同富裕方面是可以向內地學習的,因為這不單只是一種價值觀,同時也是釋放基層經濟潛力的重要方法。

              其次,解決“在職貧窮”的現狀 ,措施包括優化最低工資,增加打工者的收入,並促進教育公平,增加青少年向上流動的機會。

              港府不能太過側重發展金融或者專業行業,應該為年輕人提供更多的就業培訓,為他們開拓更大的就業市場,才能真正解決貧困問題。

              此外,假如可以改變香港的住屋問題,也算是解決年輕人一個很大的苦惱。屆時年輕一代不再受困於高昂的房價,有能力者可以省去買樓、租房的大筆花費,基層也能節省租金,那自然有更大的消費力,對整體經濟發展有利。

              而且,年輕人不用為“供樓”而困身,有更多空間發揮他們的創意創業,對經濟活力也有幫助。

              總之,“有錢賺、有工開、有飯吃、有房住”,基層的訴求無非於此,在有人文精神關愛下的基層群體,才能回饋社會,社會能夠可持續發展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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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《經濟導報》電子雜誌3523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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